城市更新既是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特征，又是多元主体综合愿景下的实践行动，城市设计必须积极向社会-空间发展转型，在更广泛的领域回应城市更新中的多元需求。文章从愿景认同的角度，结合城市更新和城市设计思想的发展历程，从理论内涵与实践影响两方面回溯场所与场景概念的发展，比较了场所与场景理论阐释的两种不同的人地关系，前者强调对集体聚居地的根植性认同，后者强调对群体生活方式的建构性认同。从场所到场景的思维转变，意味着城市空间的塑造正逐渐从关注场地环境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转向关注场所延续过程中承载新的价值认同和空间体验的多元化选择。文章进一步针对城市更新中的不同领域特点和城市空间类型，提出了场景视角下的城市更新的空间演进趋势与城市设计转型特征。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它随着城市每个阶段社会经济背景的变迁和演替，不断调整目标、对象及实践模式。在中国，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模式正在从增量开发转向存量更新。从广义上看，城市更新必须面对城市未来内涵式增长和可持续运行，承担着土地利用与空间组织的效率优化、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城市生活品质提升等多项任务。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方式也从政府主导、企业运营下的合作推动，向涵盖政府、社会资本、社区力量等多方主体的合作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城市更新正逐渐而广泛地被认为是一个多元主体的共同愿景和实施行动，其目的是持久改善一个地区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状况。所以，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必须深刻认识多元主体的共同愿景，进而有效地推进城市更新行动。

　　城市设计的目标是对城市更新价值选择的直接回应。传统城市规划与设计专注于对场地条件的环境分析，是城市设计专业工作基于空间与场地关系的空间塑造。随着对文脉意义认识的加深，场所理论所回答的场地环境的文脉和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保护和传承场所的意义成为现代城市设计的基本价值观念。后工业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在信息技术、传播媒介和社会生活的交互影响下，场所的延续过程中出现了价值认同和空间体验的多元化选择。场景构建成为了回应这一趋势的新理论视角，它不仅对城市更新中的愿景达成和行动方向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奠定了城市设计响应的底层逻辑，从观念到策略拓展了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21世纪，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之一特里·尼克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提出城市研究的新范式——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capes)。该理论针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从自然与社会属性层面拓展到文化消费的实践层面，将城市认同更精确地与城市文化消费的舒适物联系在一起。场景理论认为不同类型或风格的城市生活场景能够有效解释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状况方面的差异。相关研究不仅讨论了文化消费方式对城市空间特征和意义的影响，也讨论了场景孕育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经济因素的关系。在中国走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场景（scenescapes）概念被引入国内，在社会学、传播学、城市规划学等领域被广泛讨论，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从学术概念走进了政策文本。

　　然而，场景与城市更新空间营造过程中的另一概念——场所（place）具有相似性，后者是城市规划、人文地理等领域讨论城市空间历史文脉延续中的人地情感关系的经典概念。实际上，场景理论中也涉及很多与原真性、场所感、场所营造等概念相关的表述，但由于缺乏“场景”与“场所”概念的理论对比，尚未揭示出二者的理论区别及场景理论的优势。这不仅限制了场景理论的应用范围，也导致其缺乏对城市拆迁改造、原居民流离失所与城市绅士化等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视角。

　　在场景学者的论述中，场景是场所的美学，场所是场景的文化环境；在场所学者的论述中，场景是场所的物理表现，强化了场所依恋中对象的存在与真实。场所表达了场地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及风土的内涵，而场景有机融合了场地和场所概念内涵的建筑意象，是触动公众感觉的最终产品。本文认为，场景与场所理论虽然源自不同学科，但是都是基于人与空间的联系进行的理论建构。本文结合城市更新的特点，剖析场所与场景的联系，扩展场景的概念，挖掘其在当代城市更新发展和城市设计转型中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了城市，而为了生活得更美好留在了城市。城市居民的聚居与流动是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特征之一，而流动性随着现代通信和物流系统的发展、人们独立生活能力的增强而愈发明显。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城市空间中的基于功能需要的必要性活动逐渐减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愿景越来越与文化交流、公共交往、休闲体验等选择性与社交性的活动相关。所以，在城市更新的历程中，无论是为了应对市中心失落、吸引郊区人口返城，还是为了增强城市竞争力、复苏城市经济，其关键都是唤起人们对“城市能带来更好生活”的认同。

　　于是，城市发展的共同愿景决定了城市更新的方向，愿景认同也就成为多主体合作的基础。正如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所说，规划的本质是一种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的道德实践，规划师应利用各种方法让其他主体参与到对城市愿景的共同讨论中。多元主体之间交流的本质就是从差异开始，从不一致中寻找一致，其中寻找同一性的过程也就是认同的过程。此外，由于城市建设不再是一个短期的投机活动，组织与建设主体对城市愿景的认同也是其通过长期工作获得收益回报的信心来源与情感支撑。

　　所以，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既要发挥城市开发管控和引导的作用，更要关注社会-空间的互动关系，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城市设计和更新营造对于城市空间品质成长的根本价值。同时，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这一系统的规划实践要从对社会-空间的认知与研究开始，从建构机理上理解和深化居民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并将研究成果落实到有效的管控引导机制中，进而引导建成环境的持续营造，使场所营造具有连续性与完整性。最后，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应回归社会需要，创造扎根于生活积淀的场景，在城市演替发展中不断催化出新的生活、培育新的场景。

　　场所理论的哲学源头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为了纠正在近代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造成经验与理性分离的现象，海德格尔强调“物（things）”是人之存在本身，要以诗意的态度来对待周遭的世界。所谓诗意，就是不要将周遭物体看作是有价值或无价值的对象或工具，而强调具身化（embodiment）到物的生成之中，通过各种感觉运动的身体去体验物。而在海德格尔的阐释中，场所的概念贯穿始终，其用不同术语进行表达，包括ortschaft（小镇）、stätte（地点）、gegend（地带）、dasein（此在）、lichtung（林中空地）等。这些意象都代表了某种类型的居住点，所以，“诗意地栖居”也就成为海德格尔最广为流传的思想核心。

　　在海德格尔的启发下，一批地理学与建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讨论空间与场所的差异。他们抨击在现代主义思潮下可计算、可操控、可复制的空间概念，强调从场所的意义与认同来认识空间的特征与形态。段义孚认为，空间是开放的、不稳定的、冒险的，而场所是封闭的、稳定的、安全的，是一个使已经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于是，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家”成为最具代表的场所原型。家被用于隐喻各类居住类场所，在其内部存在着共同的符号与意义，凝聚了共同体的信仰、价值观与人际关系。所以，在此意义上的场所认同，强调的更多是居民们对其聚居地的情感联系。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经济放缓在全球蔓延，关注社区恢复的城市更新路径因为忽略了经济活力与就业问题，给各国财政带来巨大负担bd半岛体育。1977年，英国的《城市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该国的城市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开始认识到城市的破败和贫困是由多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提升社区的自助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务来解决。

　　这种结构化的思想也影响了对场所理论的反思。在场所理论中，城市空间被视为由许多各具特色的、离散的、有界限的场所拼凑成的马赛克拼图，不同区域维持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场所之间的物质转化、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互动越来越频繁，人们根植于某一场所的稳定性受到了各种流动性的威胁。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造成了许多非集体的、非单一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场所认同。于是，在全球化、结构化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发展的大众传媒、消费文化最终导致了关于“场所的终结”悲观观点的产生。

　　但是，对城市特定地点的认同仍然是存在的，只是需要建立一个“社会建构”的动态视角。这意味着人们对空间的认同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演绎（performance），它来源于场所内外的各种流动性，包括了居住在场所中的居民，以及场所外媒体和政治家等角色的影响。

　　20世纪中叶开始的欧美的城市更新被称为注重物理更新的城市重建，其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改善恶劣的住房条件，二是更好地再利用城市中心的土地[32]。这种城市重建的结果体现为大规模贫民窟的清除以及大量低收入人群被迫离开家园，他们的土地变为代表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办公建筑等。于是，就像苏珊·费恩斯坦（Susan Fainstein）指出的那样，城市空间作为人们居住生活的使用价值与作为资产开发的交换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一系列反城市更新、反再开发等社区组织对开发机构的敌意。

　　正是由于城市更新造成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传统社区特征消失的现象激起了场所理论家们的广泛声讨。克里斯蒂安·诺伯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强调场所必须有明显的边界才能形成一个能被认同的价值中心，而新的聚居地不再拥有包被性和密度，传统人类聚落的特质已经无可挽回地沦丧了。城市社区特征的消失不仅影响场所的独特性，也导致了城市多样性的降低。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将毫无特点、标准化的城市空间称为无场所（placelessness），认为不断发展的通信技术、流动性以及仿造风气导致了极其肤浅的场所营造与极差的场所体验。

　　于是，城市更新开始注重城市的历史价值，城市设计也开始注重城市的历史建筑与纪念物。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启动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NHL）计划，以立法的形式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保护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城市历史地标成为人们建立城市意象的关键要素之一，它常常因为自身所处的位置、历史年代、尺度特征而易于识别。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强调，当面对纪念物时，城市设计并不是要保留某种建筑形式或某栋建筑，而是要将建筑群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认知与研究。更进一步地，罗杰·特兰西克（Roger Trancik）将场所理论与图底理论、连接理论综合起来，认为城市设计应该结合赋予虚实以结构，建立各部之联系，结合环境的独特形式和内在细节，给予物质空间更多丰富的内容，以回应人性需求和各自环境的独特要素。

　　此外，在海德格尔关于“筑造就是栖居（building is really dwelling）”的思想指引下，学者们还认为公众应该参与到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通过每天的、往往是平凡的社会实践来塑造场所。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批判现代主义的总体规划过于僵化，优秀的城市设计应该提供一个有机秩序，允许社区使用公共的模式语言而不是固定的未来蓝图，以实现更好的自我生长。于是，20世纪60、70年代，各国政府开始积极地让当地居民参与到社区更新的决策过程中。一时间，从俄勒冈实验与墨西卡利项目等具体的实践，到各国推出的政策计划，如美国的社区行动计划（Community Action Program）、加拿大的邻里改善计划（Neighborhood Improvement Program）等，都在积极推进市民参与到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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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场所理论来源于对传统社区生活的喜爱，那场景理论则来源于对现代社群生活偏好的观察。在20世纪40年代，场景最先被记者们用于描绘西方爵士乐者的表演空间及其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随后，社会学家也开始将“场景”与“亚文化”混用，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青少年犯罪和越轨行为问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赋予场景更具体的学术内涵。约翰·欧文（John Irwin）认为场景是被一大群行动者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它为行动者带来了身份认同。场景的形成常常是基于自愿的、复发的、规律的活动参与，最终是通过某些风格化的物质或精神形式在典型时间的典型地点稳定发展而来的。所以，场景认同的核心是对生活方式的认同，不仅仅与发生活动的地点特征有关，还与活动本身（包括一起活动的人群）有关。

　　学者们还将场景置于复杂的城市空间，讨论在场景形成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非正式协作模式。艾伦·布鲁姆（Alan Blum）强调场景是城市中陌生人相互亲密的一种模式，蕴含了多主体对集体关系的渴望。这种集体关系常常突破种族、社区、地域的界限，形成了具有更大范围和流动性的社群网络。以音乐场景为例，学者们认为场景建设是关于乐队、赞助人、粉丝团体等主体的实践活动，他们开展举办音乐节、发布唱片、举行粉丝见面会等活动，通过资金、物资及人口的流动网络，在限定高度地方性活动集群的同时，赋予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实践以统一性，形成全球性的动态文化。于是，关注生活方式的场景概念更能解释在全球化、结构化背景下，人与特定城市空间形成的紧密的情感联系。

　　场景对城市更新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亚文化群体自发地对城市老旧房屋的改造。该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发现了大量租金便宜、具有魅力的建筑与景观空间，并主动赋予了空间新的社区意义。在纽约，艺术家们将破旧的阁楼改造成工作室兼住宅，并与贵族、改革者建立了一个基于艺术价值的社会网络，在保护老城免受再开发侵蚀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伦敦，城市后街中的旧式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也被英国青年们修复改造成文化空间、精品店和俱乐部，显著提升了城市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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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居民自发对非规划空间的占用，以及形成的具有主题特征的场景现象引发了深刻的城市设计反思。早期的城市设计似乎相信只要设计出空间，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但在特里迪布·班纳吉（Tridib Banerjee）看来，城市设计应该转而注重功能而非形式，并应将形式看作一个可以改变和装饰的舞台，以适应多变的、多元的公共生活。

　　因此，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城市发生后工业化转型的背景下，一些城市将创造公共生活多样性作为城市更新的重心，逐渐重视场景对重塑城市形象的积极作用。这些城市发布产业性、旅游性、装饰性的文化政策，通过标志性建筑、遗产开发、举行大型活动和主题化等手段，营销自身的价值和形象。城市对生活方式的关注，不仅催生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消费，还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机构的增长，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复兴。

　　本质上，场所与场景阐释了两种不同的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和建构方式，前者强调对集体聚居地的根植性认同，后者则强调对群体生活方式的建构性认同。

　　从场所到场景，“家”的概念已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场所关心的是生活在同一社区的群体，他们是熟人的共同体，反应了传统社会中“家庭”式的组织关系。所以，场所珍视的是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其中人与人的亲密性来源于长期、历代的地缘与血缘联系，人对场所的认同是往往是自然的、稳定的。而场景讨论的是一类拥有相同价值观的社群，是陌生人的共同体，反应了现代城市生活中“俱乐部”式的组织关系。所以，场景中的亲密关系基于相同的生活方式偏好，人对场景的认同往往是主动的、变化的。有的人将场景看作是永久的生活方式，有的则将其看作是时尚，即使是闲散流动的外部人，也常常被认为是场景延续生命力的关键。

　　相比于场所强调客观环境与人之间存在的同一性，场景更强调生活方式对身份认同发挥的同一性作用。场景是“行动”发生的地方，正是独特生活方式的形成才使场景被认同。正因为如此，场景认同能不受制于边界的限制，应摆脱地域、文化，甚至媒介的束缚。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强调，城市的真实性不是回到栖居之地的“原初”，而是让所有人可以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一项文化权利。

　　场景的理论特征意味着，城市认同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自然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一种被积极构建的过程。不论是居民和工作者在场景“台前”的生产生活，还是政府与开发商在“幕后”的开发决策，都对场景的表现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随着生产与消费界限的日益模糊，场景中没有真正的观众，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不论是居民还是商户、企业家，都因为有趣的城市生活而欢聚一起；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家作为城市发展的决策者和推动者，其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直接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规划决策和执行策略。这些因素的交织和相互作用，不仅塑造着城市的形象和身份，同时也对城市认同的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场所理论中对中心与边界的强调不同，场景理论所启发的城市设计思想认为空间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中心是多元的。日常都市主义的倡导者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指出，学者们关于消费主义泛滥导致场所走向终结的悲观看法源于对统一性与稳定性的坚守，以及对私人和公共概念的僵化判断。相反，她认为如今场所的边界已经模糊了，平庸、不连贯、重复的商业街、超市、快餐店和空地是城市日常生活的舞台。因此，场景视角下的城市设计应该旨在设计“疏松空间”，形成“柔性城市”，鼓励不同身份的人相聚于城市空间，给予城市生活更多的可能性与多样性。

　　因此，从场所至场景，城市更新的发展必须超越仅仅对市民城市认同的关注，而要涵盖更广泛的多元主体对城市更新愿景的共鸣。关注日益变化的现代生活方式才是现代城市发展中保持人与空间关系的核心，也是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设计的核心。

　　城市更新行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但最终也需要落在具体的、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设计、建造和运营中，以及伴随着未来真实的城市生活而进行的持续创造之中。如果说场所理论关注人们过去的生产生活，那么场景理论就是关注人们当下的生产生活需要。从场所到场景思维的转变，意味着从关注物质空间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转向关注物质空间承载真实生活需要的能力。场景是集社会群体特征、生产生活内容，以及空间环境特征的整体形象。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思想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场景的想象会发生变化，城市更新行动也随之发生变化。

　　当代的城市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对环境品质、社会交往、休闲体验等高质量生活的需要，也要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将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推广可再生能源、改善环境质量等内容融入城市设计愿景。同时，还要把握发展智慧城市的时代机遇，强调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改善城市的运行和管理，提高城市的效率、可用性和可持续性，实现综合的现代城市生活场景。

　　城市更新行动永远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我们的过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在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内，历史街区所存有的文化价值尚不完全满足普通民众生活之所需，破败的物质面貌反而被认为是急需彻底改变的落后象征。在那个时期，城市更新的愿景更多的是把城市历史空间视作破败与落后的象征予以拆除或重建，旧城改造甚至以许多历史街区的消失为代价，城市建设追求的目标是开辟出更多宽阔的大马路、鳞次栉比的象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1982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自上而下介入城市历史遗存保护实践的开端。这一时期开展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行动，如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天津古文化街、南京夫子庙等，注重城市历史空间的更新改造，通过复原传统风貌建筑立面与结构，呈现出“仿古风”的特征。“仿古风”的营造虽然基于对传统历史建筑工法的传承，但大量拆旧建新、拆真建假，不仅模糊了历史环境和文化遗存的真实性，也忽略了对人们真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和整体历史环境延续和再生。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大，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开始转变，多元思潮开始出现，传统风貌和文化符号不仅成为历史环境保护关注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成为人们商业文化消费的对象。一方面，历史街区中的大量历史建筑因建造年代久远且长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许多已年久失修，呈现出日渐衰败的景象；另一方面，一部分历史街区又通过企业化的经营和商业化的发展，走上了外迁原住地居住人口、开发商业旅游的单一化经营模式。在城市历史街区的更新行动中，历史建筑立面因其独特的符号价值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但这些更新行动对“传统景观风貌保护”的理解过于僵化，强调的是用传统与时尚的结合迎合精英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往往忽视了弱势居民在地生活的真实需求。在住建部先后颁布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办法》（2010）和《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试行）》中，逐渐明确了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应当坚持的历史遗存保护的真实性、传统风貌保护的整体性和社会生活的延续性的原则。同时，国际上对历史城市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理念的共识对历史城市“景观”的认识也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解。在历史街区的更新行动中，人们越来越强调对文化遗产历史多重层积性和文脉延续性的理解，即：要理解和尊重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与发展需要，而不是要复原某个时期的城市场景；要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应仅仅服务于少数精英的时尚消费需求。城市遗产保护理念的变化，要求我们从建筑样式与形制的保护拓展到对整体环境肌理、空间尺度的延续，从关注历史建筑本身，转向整体保护历史性城镇景观。在这种场景的营造中，统筹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多元需要，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体现真实性、整体性和延续性的保护原则。

　　福州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位于福州历史中轴线的最南端，承载着福州近现代发展的历史，以及历代福州人在此生活的城市记忆。2015年，在这一地区接受更新改造时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该地区周边还留有许多价值突出的历史文物建筑；另一方面基地中的沿江成片传统棚户房屋已被逐渐拆除，文脉基底开始残缺。在项目兼具城市土地开发和更新改造的推进过程中，对这一地区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成为政府、市场与公众对传承历史风貌、重塑城市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基于功能定位，该项目将所在地由居住向商业转换，规划目标也不是复原传统棚屋紧凑生长的住宅景观，而是把握烟台山整体的历史文脉与肌理特征，结合现代消费文化与生产方式的需要，建构传统与现代有机混合的场景。该项目的根本挑战在于让社会的多方参与者进行管控引导，使其理解和认识该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与发展，这需要政府对规划底线的控制与全局把控，以及社会资本在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全局意识、专业引领、资金支持与运营模式的根本转变。同时，宽松的共建平台与环境、多元的更新模式和场景营造、前瞻的商业营销和社会传播吸引了创意商户与公众，其在场景营造过程中积极地生产与消费、交往与传播，形成了良性互动。城市设计不仅承担了规划任务，也顺应了场景营造，该项目以9条历史街巷为街区的网络骨架，强化历史空间肌理的价值；以3座重要的历史建筑作为视觉锚点，最大程度地突出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的地标意义；在历史文化风貌的基底上展开新建筑与新空间的织补与生长，用建筑的尺度与色彩、屋顶的形式与特征，最大程度地使新建筑与传统建筑取得协调，延续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文化景观意象。该项目以真实的遗存、和谐的风貌和适宜的尺度为基础，营造了适宜地区内外不同年龄人群的游憩休闲、观光体验和时尚消费，既保留了历史的痕迹，又在更宽敞、更开放、更多元的空间中丰富了商户与消费者的公共活动；实现了从历史居住场景向休闲消费场景的柔性演进，反映了城市设计在保护与创新中推进文化认同与社会共享的转型特征。

　　居住生活空间更新是未来城市更新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它包括传统住区的有机更新、老旧小区的提升改造，以及“城中村”的多元再生。城市居住空间常常面临着物质环境老旧、建设标准不高、功能设施不完善、管理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因此，居住生活空间的更新既要关注居住空间环境品质的持续改善，也要不断完善城市居住社区的组织机制和运管模式。对于人本城市的愿景，首要任务是居住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通过居住条件的改善，满足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和健康福祉；其次是培育社区精神、重建邻里关系，鼓励建立有序的社区组织结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营造全龄友好的社区环境。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解决好与社区居住生活最为紧密的关键性问题，以结构安全、消防安全、设施安全等住房安全为底线，着力推进、促进改善社区生活的公共服务设施，重点优化住区内外交通停车设施的精细化管理，逐步提升社区游憩场地和开放空间的品质，并通过社区公众参与，以空间品质的提升，促进全龄友好的邻里社区建设，使住区空间的更新改造落实到改善生活品质的根本意义上。

　　猛追湾是位于成都东郊的一个老旧居住片区，曾为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工业及其家属院所在地，随着城市产业转型而逐渐衰落。改造前，猛追湾地区存在工业厂房与办公楼宇闲置、居住楼宇老旧、社区生活品质较差等问题。猛追湾的更新承载着政府推进老城传统产业转型中的多重愿景，包括：文化品牌建设、激发市民文化休闲生活、提升老旧住区居住环境品质。基于成都“场景营城”的发展理念，猛追湾的更新改造通过多元场景营造，强化了“烟火气”与“潮流范”的交融、“日常生活”与“未来体验”的共存，本质上是通过场景营造实现空间品质对新城市人群需求的响应，对社会生活的塑造。

　　沙坡尾是厦门老城港口和渔业的发源地，随着渔港功能的转移，已成为流动人口与创意人士自发聚集的“城中村”。在沙坡尾的更新改造过程中，政府把加强统一社区管理、发展旅游经济，与居民和商户期望改善生活及激活多元化文旅休闲经营环境的愿景结合起来，依托悠久的海港历史及近年兴起的创意经济，沙坡尾在有机更新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海洋生活文化与创意文化交融的特色社区生活新场景。沙坡尾的城市更新行动以政府、社区居民、社会代表等多方主体的共同缔造为基础，政府引领负责公共环境的改善，并激励居民、商户、市场自下而上的更新力量，以宅基为基本单元，采用小规模、渐进式营造的行动策略。在复杂多元的更新实践中，沙坡尾的城市设计在梳理优化公共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公共性区域的地标节点进行场所营造、公共文化事件策划和参与体验式新场景的塑造；围绕避风港、闲置工厂等存量资源的更新提质，制定公共参与改造与功能业态调控的规则；通过持续性开展整体街区的风貌指引，以及特色化的街道、广场、建筑和店面等视觉景观传达与传播，使这一地区逐渐演化成厦门本岛中独具特色的“城中之城”。而这一切又巧妙、自然地将城市设计中“自上而下”的管控引导、触媒催化与“自下而上”的多元自主和日常生活有机融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设计的路径多元特征，很好顺应了城市更新中多元共生和全龄友好的生活场景。

　　在注重创新、科技发展的后工业时代，城市产业发展的逻辑逐渐从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对城市产业空间的结构化转型和系统性更新提出了迫切需求。老旧工业区的城市更新作为后工业时代全球城市变革的主要方式，应以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城市动能的重新发现为目标愿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改造进程中，伴随着传统产业空间转型的是“退二进三”土地再开发模式，工业企业用地让位于居住、商业、办公用地；而在存量更新时代，城市产业空间中曾经辉煌的老旧厂区注定要面临新的空间发展转型。创意产业的兴起、创新城区的聚集都为产业空间更新带来了新的契机。新型消费空间、新型职住关系、新型闲暇体验，以及信息智能化的赋能，也都为产业空间的更新路径和场景营造带来了完全区别于传统城市空间的运行模式和空间需求。在城市设计中，城市空间塑造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塑造方法，如形式上的“统一和多样”、风格上的“传统与现代”、形态上的“分散与聚集”等，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时间和空间的彼此互动，产生了许多新的需求和可能。毫无疑问，在产业空间的更新改造中，这些持续变化的新场景需求给城市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同时，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中，深刻理解和善于利用持续快速变化中的新技术方法，将高效、绿色、智慧、可持续的方法作为多场景新产业空间更新的重要支撑，为选择城市设计中的空间营造有效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钢园是北京城市更新和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在2010年全面停产后，北京市确定了将首钢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和科技产业转型，推动城市地区整体转型的远景目标。基于工业遗产资源，结合北京冬奥会的催化，以及持续积淀的工业文化景观体验旅游、北京创新城市发展的雄厚资源和时代机遇，首钢园的更新发展确立了服务国际体育文化大事件、促进企业转型、发展高新产业、丰富民众生活等多元混合的场景目标。这样的更新行动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第三方主体的共同协作。政府从行政、经济、法制等角度发挥主导作用，首钢集团则从实施角度发挥执行者的作用，并在不同更新阶段与奥组委、媒体、互联网企业等第三方进行沟通与协作。为了应对城市更新的变化，各主体在城市设计中从宏观层面上研判和确定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地区存量开发、更新改造的关系，编制整体规划；从中观层面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分区、分期、分类地确定更新改造的功能定位、空间策略、场景强化和策划营销；在体现不同场景特征和功能定位的各个微观层面上，各主体进行多元场景营造，充分体现城市设计方法在空间场景塑造方面的积极作用，把规划、建筑、景观、市政以及信息技术、公共艺术等多专业协同的价值充分运用到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项目中，以适应创新空间、体育训练、文旅体验、办公居住等既有普遍性需求，又充分体现“钢铁企业工业遗产再生”的特征。基于工业遗迹的保护和再利用，各主体强化工业文化体验与地方品牌；通过低影响开发系统，提升区域的环境韧性，保障多元生产生活的安全；引入数字化技术，以方便城市功能的调整和智慧管理，提高运营的灵活性和效率。总体上，上述举措体现了城市设计在产业升级中，强化功能复合、创意创新、事件催化的转型特征。

　　随着人类深刻反思与自然界的关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给城市更新行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休闲空间的更新愿景是通过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实现绿色循环和低碳式发展，并不断创造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公共休闲场景。在城市的边缘地区，城市设计应致力于打造城市绿色隔离空间与郊野公园体系，连接蓝绿空间，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在限制城市的无序蔓延同时，提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建设的主要地区，应逐步推动形成开放的空间体系和滨水休闲空间，形成与生产生活相适应的绿色防护带和多层级公园休闲绿地和步道系统等；在城市的核心地区和高密度建设区，应充分平衡和优化城市公园绿地、开放空间和社区休闲活动场地系统，并与不同类型地区人群的出行距离、公共活动需求形成联系，塑造适宜的开放空间。

　　城市设计还要实现公共空间体系的系统化延续与发展，从发展大尺度集中式绿地向小尺度网络化绿地转型。通过针灸式设计，将低效利用的小微空间转变成口袋公园、街心公园、社区花园等，以织补城市肌理的连续性，创造丰富多彩的公共休闲场景，促进社交互动、社区凝聚力和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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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杭州、南京等许多城市在实现城市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城市病”的治理，通过城市更新和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的空间环境品质，特别是通过持续推动的生态休闲空间更新、蓝绿空间网络构建，实现生态修复过程引领绿色生活与可持续发展。大量规划蓝图中的郊野风景区与郊野公园都逐步变成了现实，真正使城市市民走进自然、走入风景。上海外滩作为历史延续下来的公共开放空间早已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而徐汇滨江和杨浦滨江的先后更新改造，又为上海这个现代化滨江都市带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新改造彻底打通了以往滨江工业、仓储、码头地区的公共开放空间，在城市设计上把突出场地特征、延续场所精神bd半岛体育、塑造新公共生活场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把沿线的办公居住、艺术展览、健康休闲需求与城市开放空间相匹配，形成了价值跃升。上述这些城市公共空间更新过程中的新场景塑造，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改善城市的绿色生态系统，其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城市市民的闲暇生活，真正体现了城市设计中公共空间的价值与意义。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更新行动既是基于社会经济条件进行的，也是基于对不同城市愿景的理解展开的。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场所和社区的概念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当代城市空间的更新建设不仅需要满足人们对文化价值、居住品质、工作生活平衡等生活方式方面的需求，还要协调、引导不同人群的生活愿景。更广泛的城市认同才能为城市生活带来更持久的活力。当利益相关者拥有共同的生活愿景时，政策、市场以及市民等多方的力量才会更顺畅地向实现愿景前进。城市设计也是社会-空间的实践过程，是基于城市环境的空间和社会维度，设计和组织城市场景营造的一项重要而又特殊的社会实践。城市设计涉及创造功能性、美观性和社会包容性的物理空间，适应多元包容的社区生活场景，塑造富有生机活力、公共开放和可持续的城市生活环境，实现城市更新发展的共同愿景。

　　本文从城市愿景认同的角度，结合城市更新和城市设计思想的发展，从理论内涵与实践影响两方面，回溯了场所与场景概念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场所概念基于居住地的市民认同，而场景概念则基于生活方式演进中的多元主体认同。城市更新中的愿景认同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自然的状态，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积极构建的过程。场所到场景的思维转变，意味着城市设计从关注场地环境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转向关注场所延续过程中承载新的价值认同和空间体验的多元化选择。为了实现融合多元主体的愿景认同，城市更新行动最终要落在具体城市空间类型的设计与建设上，通过提供一个包容性的社会-空间系统，实现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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